?陕北米脂杨家沟的决策
——军旗、军徽设计工作的领导者是周恩来；征求设计图案始于1948年2月
1947年下半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战局发生巨大变化。到1948年初已清楚表明，我军不久即可将胜利的旗帜插遍全国。
然而，这时全军尚没有一面统一的旗帜。因此，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成为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研究决定，由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指示电，于1948年2月21日发给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并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征求对设计全军统一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的意见，提出“在我军更大规模地进行外线作战、发展新区的情况下，作一正式规定已感到有此需要。”各单位上报的设计图样，送到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于是，一个征集军旗、军徽图案的活动，在全军展开。
河北平山西柏坡的决议
——周恩来将组织设计工作交军委作战部承办；七届二中全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军旗决议
1948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相继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汇合。此后，周恩来便将军旗、军徽、帽花、臂章样式的汇集、综合和研议工作交给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与作战部一局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一局第二室副主任张明商议后，决定由作战室二科科长江右书具体承办，所需助手，从一局中随时调用。
在西柏坡，周恩来看到一份报告上说：我军挺进到陇海路南新区后，有的部队在帽子上缝了布料红五星，引起其他部队效仿，以致有些商人趁机制作在市场出售。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各部队不要自制和在市场购买红五星。并以军委通令的形式发出。
“查我大军自进攻以来，新区人民对我军容极为重视。军委现正收集各方所建议之我军军旗、军徽、帽花、臂章标准样式进行审查，一俟样式确定，即当通令全军照式制用。但在未颁发前，全军望勿自行制用，市场亦应禁止随意制卖。”
自2月21日中央关于征求军旗、军徽样式意见的电报发出后，军委直属机关和各野战军名军区都积极参加了军旗、军徽样式的设计工作。据说，刘伯承也设计了一幅。
经过近一年的汇集工作，江右书等经报请李涛、张清化等负责同志研议和筛选后，组织工作人员先后数次绘制剪贴了“军旗样本”，以“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名义呈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审阅，并征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意见。在各单位报送的军旗图案中，一致为红底，有以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以小五角星象征陆、海、空三军的，有以齿轮象征历史的，以蓝水线象征河流的，也有以刀、剑、戈、矛、步枪、盾牌、长城象征人民武装的……《长征画集》的作者黄镇设计的图案是红底，左上方是金色五角星，下边是四条蓝线。但是，这些图案中均无“八一”二字。
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这些图案没有把人民解放军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故而所送审的图案都未被选中。
大约在1948年底，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拿着一本军内刊物，寻找张清化和江右书，说这是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为纪念建军21周年出版的特刊，毛主席和首长们对封面红旗上的五星和“八一”都很欣赏，指示可以按这个思路来设计军旗和军徽。
于是，由江右书主持，用红黄两色“电光纸”做出了一面带有五星和“八一”的样旗，报送周恩来。他看过后说，你们可用大一些的红布制作两幅样旗，五星和“八一”两个字可摆放在不同位置。中央不久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届时请到会的中央委员共同审议。样旗做好后，先送我看一下。
经周恩来审过的两幅样旗，一幅是五角星右侧为句“八一”，置于左上方；一幅是五角星在正中央，“八一”二字放在五角星内。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开幕，这两幅样旗便挂在了会场的墙上。同时，也将各大单位上送军委的图样摆在靠墙的几张桌子上。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审议后，都表示原则同意在军旗上加五角星和“八一”二字，并于3月13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会后，周恩来对五星和“八一”两个字的位置怎么摆放的问题，指示李涛等同志，再设计几个方案，待进一步审议后，确定一种样式，制作标准样旗；军徽，也按军旗的基本图案未设计。
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审定
——军旗的方案拟制了三种送审稿，毛泽东倾向第一种；周恩来审定军徽、帽花并指示拍摄军旗纪录影片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北平。毛泽东等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住进香山原慈幼院内。
在香山，江右书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工作人员拟出了军旗的几种方案，反复征求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最后，经过再三斟酌，确定了3种送审图案：
一、五角星右侧加“八一”，置于靠旗杆一侧的左上方。
二、五角星置于中央，“八一”二字竖排，置于五角星内。
三、五角星右侧加“八一”，置于上半部中央，下面加几条蓝色波纹水线，象征中华大地的山川陆水。
3种图案中，毛主席和中央书记们的意见倾向第一种方案；军徽，倾向于用军旗的第二种方案，并指示将“八一”放在五星中央就可以了。周恩来在书记处会议后对张清化等同志做了进一步交待。指出制定军旗、军徽是国家的一项大事，还应该再征求一下在北平的中央委员们的意见，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征求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的意见。我们解放军很快就要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了，不能等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再批准颁布，要尽可能快些，以便解放军能戴着新的军徽，把军旗插遍全国。
张清化和江右书遵照这一指示，派一局的几位同志分头带了3种样旗征求意见。看过样旗的同志都认为第一种图案最好。
此后，周恩来指示按第一种图案制作一幅绸料标准样旗，要求华北军区安排步兵、炮兵和坦克兵部队，举行一次授旗仪式，包括旗手在方队、横队、纵队和行进间的位置，执旗姿势等，请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纪录影片。尔后，把标准样旗、纪录片一并呈请毛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审查。待审定后，在6月间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开幕时颁布。
李涛向华北军区参谋长后延杰传达了周恩来关于调动部队拍摄军旗纪录片的指示，并商定由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唐永健具体组织实施。张清化和作战部参谋赵光琛到北平新街口新闻电影制片厂，同该厂负责人汪洋商议筹组了一个摄制组，并由赵光琛负责编写脚本。拍摄地点安排在北平的北苑。
1949年5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后的第五天、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李涛关于军徽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请朱、周、任阅，如同意，即照此确定。（二）请周交罗迈（即李维汉）征求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意见、因军队是国家的主要部分，似有征求他们意见之必要。”
此时军徽的研制工作也在全面地进行着。军徽的样式，是将“八一”二字置于五角星中央，字体为宋体汉字；五角星的周边和字均为金黄色。
以军徽形式缩小制作帽花的标准样品，是由赵光琛承办的。他将图纸拿到北平前门外西河沿的一家工厂，制作了一位将五星周边的“八一”二字镀铬（银色）的帽花。周恩来看过后说，电镀得太亮，战士戴上反光，太耀眼。于是，赵光琛又到西河沿制作了一枚涂上黄红两色法朗釉的帽花。再一次请周恩来审看第二枚帽花。周恩来审后，请江右书和赵光琛同志，把帽花缠在帽子上，戴上给他看。俩人一听都怔住了。原来，他们以为只是请首长看看样品，没想到周恩来这么心细，忙说：“帽花后面穿铁丝的铁片儿还没焊上。”
周恩来听后指示说：“固定帽花不要用铁丝。铁丝容易扎伤战士的头。还是用棉线固定好。”
赵光琛说：“我们没有带针线。”
“没关系，你把帽花放在幅沿上就可以了。”
赵光琛往后退了两步，把帽花放在幅沿上，用手按了按。周恩来仔细端详了一下，满意地点点头，说：“现在这个样子可以了。就按这个上报中央，征求意见吧。”
朱德总司令在审看帽花时，也提出用棉线固定为好，以免扎伤战士。
遵照首长的指示，赵光琛又来到西河沿工厂，请工人师傅在帽花的五个角上打了眼儿。
这就是解放军的帽花早期用棉线固定的由来。周恩来亲自审定的两枚帽花样品，赵光琛珍藏至今。
5月27日，由周恩来安排中央领导同志在毛泽东的住处——双清别墅院内，将第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插花池塘旁的空地上、在苍松、翠柏、绿地和池边那株高大的银杏树映衬之下，鲜红的“八一”军旗显得格外光彩夺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领导同志在院内围着样旗仔细观看，纷纷点头称是，都认为可以照此样旗制作。接着，大家又聚在室内，观看军旗纪录片。就这样，最后审定了样质。于是，“八一”军旗在解放军百万雄师度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之际，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的前夕应运而生。新政协筹委会开幕之际公布启用——周恩来签发5月30日军委代电，新华社发表毛、刘、朱、周、彭签署的公布军旗军徽样式命令和社论。
在双清别墅审定样旗之后，周恩来指示李涛、张清化等同志要尽快做好三件事：一、起草一份军委代电，附上军旗、军徽样式，印700份，6月初发到部队，请各部队尽快按图作制发，在6月15日启用；二、起草一份《公布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稿，内容既要有图佯，又要有准确的文字说明，要按总部、野战军及兵团、军、师、团6个级别确定军旗的尺寸；三、通知新华社写一篇社论，主要是讲明军旗的含义和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电》是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周恩来”的名义签发的，其内容如下：
“各野战军、各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并各级军区首长：
兹颁发军委制定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七百份，请即点收，并请各野战军各军区遵式制发各所属部队，并定于六月十五日全军正式开始启用……政治机关应按军委命令在部队中广泛地进行教育，阐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含义，务使全体指战员有深刻的了解，并自觉维护我人民解放军光荣旗帜的严肃。”
然而，参加起草《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旗成徽样式》命令稿的江右书等同志却遇到了一个难题，即如何在图样中准确地标明五星、“八一”的大小和位置。江右书等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拟出了“方格等分法”，解决了五星和“八一”的位置问题，也解决了五星和“八一”在五种规格军旗上的比例问题。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幕，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
新华社在公布这一命令的同时，发表了题为《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社论。社论说：“军旗和军徽上都缀着一颗金黄色的明星、缀着八‘一’两个字。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已经用灿烂的星光照耀着中国。”“人们看到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就会想到它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想到人民革命力量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的真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一支完全正规化的军队；它的军旗和军徽的颁布，正是它的正规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社论最后强调：“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不但是人民解放军的标志，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的新国家的重要象征。从此，全国的人民和全国的人民解放军，都必须一致保卫它的尊严，要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它们。”社论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把我们的灿烂的旗帜插遍全中国”。